重症医学科小儿ICU开展一周诊疗回顾共庆教师节

要从有利于社会和谐出发，采取有利于社会和谐的方式进行执法活动，既要严格执法，又要文明执法，促进全社会和谐局面的形成、巩固和发展。

于是，在问题求解上，三种学理的路径其实也是一致的，即尝试重塑人权的哲学根据和形而上基础，分别提出公正、人道、向善避恶的元规则，[32]据此论证人权被普遍接受及自我融洽的内在逻辑。同时还需要一个有效的理论分析单位。

当下人权理论的主要症结就在于，将人权视为无条件获得，致使人权在实际享有过程不断偏离公正的轨道。然而，马里旦的学说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依据人的本性的认识论所推导的权利。参见[法]休谟：《人性论》（上册），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页。上文批评了这一孤立的原子化个体的现代态度对于社会维系的负面影响，以及可能导致极权社会的担忧，但这里有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孤立的个体需要人权来做什么？显然不是用来防范自然界或动物的袭击的。作为自然存在的人，是一种孤立的原子化个体，这是天赋人权理论关于人的影像描述。

这不仅仅因为在当代语境中，这种‘平等权利经常表达为难以平衡的集体性要求，而且还因为在‘文化差异成为关注重心的时代，权利平等的理论难以找到即使是抽象的层次上能够统一的基础范畴，如传统自由主义中的个人主体。正在死去的有九百年历史的时代乃是‘我理解和‘我思的时代——是作为外在于它所感知的客观实在的思维之自我或思维之‘我的时代。[26] 梁成意：《西方现代宪法的危机和中国宪法学的困境》，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6-57页。

[1]易言之，对人权的系统阐发，立基于一套逻辑自洽的理论与信念体系。[21]遵循理性的道德法则是绝对命令，人需要无条件服从。第二组包括伙伴关系、社会责任、不受专横干涉、诚实的行为礼貌和儿童福利。权利独立于善，不以任何一种善为基础，那么，权利的道德基础又从何而来？天赋人权论的回答还是那个单调的个体对自身的认同——尽管个体之间存在着太多的差异，但每个人对于自身存在的情感认同却是万世不易毋庸置疑的真理，人人接受便构成人权据以长存的道德基础。

当然，如果过于强调人权的有条件获得，有可能降格人权的现代价值，并可能将人权置于受他人胁迫的境地。实际上，从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就是古典政治哲学的社会善观念（城邦正义观念）遭遇逆转、最终让位于权利的历史过程。

而第二层意义上的自由，亦即自律，严格来讲，对于现代权利理论而言，可能仅仅是理论上的修饰，它的意义在于表明现代权利理论并非置道德于不顾的，而至于是否能够达致预期，则在所不问。总而言之，对于人权的理解不能走向极端，它既不是万能，也非无意义的，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弄清人权概念的意义和局限。所以，自由是道德律存在的理由，也就是说，自由把道德律加于自身，成就了人的自立和伟大，人比物的尊贵之处于是凸显。人类生活方式经历了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韦伯用祛魅高度概括了从传统宗教神权社会向现代世俗社会的转型过程，即从一元型的宗教道德权威到个体价值浮现而形成的价值多元。

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公共性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复杂转换，亦经历了深刻的现代性变迁过程。个体作为自然存在，与动物作为自然存在没有什么差别。此种语境下的公共性，被赋予了反抗不平等的等级关系、追求社会多样性的意蕴。[23] [英]约翰·格雷：《自由主义》，曹海军、刘训练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页。

[3] 休漠深刻地指出：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联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三）自然法的本体论与基于向善避恶实践知识的人权[31] 马里旦认为，虽然在现代世界由于人们很难在理论和思想上达成一致，但人们可以同意一系列关于共同生活的实践真理却是可能的。

[13]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1-62页。在此层面上，个体诉求便求得了与社会核心价值的一致。

人权是获得自由和利益的资格，在社会关系中，获得这种资格是附条件的。它因为与道德原则的关联而被主要用来启发和影响人们的良知，还远远不能完全支配人们的实际行为。权利是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过程中身份不断淡化、个体不断崛起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之下，人权日渐失去其对于人的价值的终极关怀，而将自身降格为工具性色彩浓烈的利益保障工具。如果我们没有某种标准来据以在真实的需求和虚幻的需求之间做出区分，并分辨出各种真实需求的高下之别，这个问题就无法以理性的方式得到解决。[1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作为现代性的核心话语，在理性的解释和论证方面，在纯理论的和理论的方面，人权问题展现了每一个人所承认的道德和形而上学（或反形而上学）确实性的全部体系。人类开始从集体化的生活中走出来，开始了大规模独立生存的尝试。

个人意识的萌芽和壮大，是权利得以成为社会主导价值和维系机制的必要条件。[14]个体主义下的人先于国家与社会，其逻辑在于人作为就享有权利，权利并非是国家和社会赋予的。

在权利至上的话语下，作为社会核心价值的人权，将会日益丧失公共性，不仅不能引领歧异纷呈的多元时代重新达致共识，反而还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业已频繁而激烈的价值冲突。权利需要他人的同意，否则没有正当性。

这一危险在如下三个对比逻辑中不断被强化：人权天生具有的革命性逐渐消解着公共性。或许，我们不该如此过多纠结于非此即彼的困顿，而应直面普遍存在的价值两难——倘若这个社会没有两难，那么这个社会也就丧失进步的动力了。其实，正如黑格尔所洞见的，真正有价值的悲剧不在于界限分明的善恶判断，却恰恰是均具有合理性的两种价值的两难。义务是人权公共性的基础，权利是人权革命性的指向，权利与义务的协调正是人权的公共性与革命性的理想结构。

这一观念可能被斥为有违人权保障精神的工具性利益计算，但不可否认，它是符合现代理性的：稳定的社会秩序是最基本的公共利益，对于这一公共利益的呵护，是人类生活的整体福祉所系。[22] 赵雪纲：《人权概念的正当性何在?——康德伦理学对人权概念(以生命权为例)之奠基性意义》，《政法论坛》2004年第5期，第134-143页。

[6]这就是人权凭借其人作为人就能享有权利这一简单而富有力度的界定升华为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的基本逻辑，也是其公共性证成的基本逻辑。实践结论之所以构成共同的行为原则，原因在于各种道德哲学体系均立足于共同的伦理素材之上，这些素材优先于哲学体系而产生并控制着它们。

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实际正是元规则的僵化。[6] 参见赵汀阳：《每个人的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74页。

从这个观点看，有两种社会：最高价值体现在个体中的，我称之为个体主义。在本体论意义上，自然法是以人的本质为基础的，人的本性拥有一种可以理解的必然性结构，这一结构给人的行为提出了一种理想性的命令。托克维尔在对美国进行了八个月的考察后，对其不断扩大的个人主义，提出了颇具前瞻性的警告：（个人主义）是一种只顾自己而心安理得的情感，它使每一个公民与其同胞大众隔离，同亲属和朋友疏远，因此，当每个公民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小社会后，他们就不管大社会而任其自行发展了。人权就是这种原子化个人独立人格的彰显。

[31] 根据[法]马里旦：《人和国家》，沈宗灵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在最悲观的意义上，现代社会是否已丧失了公共性，从而堕入了主观主义盛行、人生目标低俗化、生存意义困惑的所谓西方文明的整体危机之中？[5]失去公共性支撑的文化多元，不蚩于价值混乱。

当然，这些道德原则构成共同生活的原则是最低限度的，并不否认共同体生活的多样性，反而是以多样性为前提，同时也是多样性得以共存的基础。这是因为，在一种有生命力的（即使还不是有条理的）形式下关系到基本的实践意识形态以及今天人们所默认的行为基本原则时，可以在极端不同的理论意识形态和精神传统方面的实践汇合点上，大体构成一种共同的剩余，一种不成文的习惯法。

另一方面，从否定的角度而言，为了防止把人当做手段，就必须赋予个体人权，以彰显个体作为目的的内在价值。[11]参见[加拿大]查尔斯·泰勒：《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距离》，李保宗译，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13-216页。